三十八岁的石玉一直盼着，能真正地“看”场电影。
患有先天性视力障碍的她，视力不足0.02。外部世界在她面前，没有色彩，轮廓也一片模糊。看电影这件在旁人眼中稀松平常的事，于她而言，却是一种陌生的体验。她常在脑海里幻想这样的场景：她手握电影票，走进坐满了人的影院，面前可能会有一个方方正正的大舞台。她抱着爆米花坐在台下，与周围人一起，因同一个故事情节落泪、大笑、拍手叫好。
“光明影院”的出现，让她的想象落进了现实。八年来，上千名中国传媒大学的师生志愿者接力，将八百多部电影转化为可供聆听的无障碍版本，送到视障朋友身边。
12月1日至3日，北京东城、西城、朝阳等8个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，与光明影院师生志愿者团队联动，共同播映公益电影。此次活动恰逢12月3日国际残疾人日，许多像石玉一样的视障朋友走进影院。当解说声随着画面响起时，她知道自己不再是一个需要额外照顾的观众，可以放心地沉浸其中，和其他观众一起哭、一起笑。
展开剩余90%12月1日，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志愿者带着石玉走进影院。新京报记者 王飞 摄
一场不“孤独”的电影
12月1日，天还未亮，石玉就摸到衣柜前，取出一件大红色卫衣。她对色彩没有概念，但朋友说过，红色像太阳一样温暖，是喜庆的颜色。对她来说，能出门看一场电影，本就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。
几天前，视障朋友群里传来消息：朝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、朝阳区宣传文化中心，将联动中国传媒大学“光明影院”公益项目，在万达影城放映一场无障碍电影。石玉立刻报了名。清晨，她把头发梳成高马尾，换上那件红色卫衣。卡着时间送完两个孩子上学，她跟着导航转了两趟地铁，在电影开场前走进了影院。
九点三十分，灯光暗下。女声解说随之响起：“电影《热烈》讲述的是青年舞者陈烁追逐街舞梦想的故事……蓝色的露天剧场内，浙江街舞大赛正在举行……”
石玉闭上眼睛，微微仰起头，放松地陷进柔软的椅背里。她特意选了第一排，“为了听得更清楚些。”
在她身后坐着的，是78岁的黄新民。十二年前，几块黄斑爬上眼球，从那以后，“放在眼前的东西，也只能看个轮廓。”出行成了难题，更别提“看”电影。半个月前，望京街道温馨家园的志愿者上门邀请，他直摆手：“眼睛看不见，怎么看？别给人添麻烦。”对方告诉他，如今有一种电影，配有专门解说，“就算看不见，也能‘听’懂。”
11月14日，视障朋友们坐在影院内观看电影《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》。新京报记者 王飞 摄
他将信将疑地去了。那场放映的是《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》。当时石玉也在。当她听到剧中的国乒教练承受着伤病与质疑时，没忍住哭了。坐在旁边的朋友也在抽泣。最后国乒重夺冠军，赛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，他们跟着一起欢呼。黄新民也忍不住用力鼓掌，“没想到光靠听，也能这么过瘾。”
那场电影，是他们看过的第一场无障碍电影。结束后，石玉感慨，这是她从未有过的体验。
平日里，她常独自在家听悬疑类广播剧。听到凶手终于被绳之以法，她也会在心里拍手叫好，但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后来她想明白了，“是一种孤独感”——情绪无人分享，只能自己消化。偶尔有明眼朋友带她去影院，坐在旁边小声讲解，她听得一知半解却不敢追问。“怕成为别人的负担，”她说，“不能因为我看不见，就影响别人的观影体验。”
而现在，她和在场的观众一样，坐在漆黑的影院里，解说声描绘着场景、人物的动作甚至表情。她脑海中的画面随着声音流转、拼合。“我终于可以毫无负担地沉浸进去了。”
影院另一角的暗处，薛辰晨正静静观察着观众。她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大三学生，也是“光明影院”的志愿者。电影《热烈》的无障碍版，从撰稿到配音解说都由她完成。
为了准备这部片子，她把电影看了不下十遍，还补了大量街舞综艺，琢磨怎么让视障朋友理解街舞的专业动作。“比如什么是‘托马斯全旋’，后来我把它形容为‘像陀螺一样用双手支撑身体在地面旋转’，这样就更通俗易懂。”
124分钟的电影，解说词从动笔到反复修改，她花了三个月，最终定稿字数约一万五千字。那段时间，薛辰晨常陷入自我怀疑，“真的能帮他们‘看见’吗？”
直到影片落幕，看着台下起身鼓掌的视障观众，她终于松了口气。光影落在每个人身上，有的用眼睛接住，有的用耳朵，但薛辰晨觉得，那些被触动的瞬间，并无不同。
12月1日，黄新民和老伴儿坐在影院内，等待电影开场。新京报记者 王飞 摄
造一条通往光影的路
在中国，有超过1700万视障朋友，相当于每80人中就有一位，总数超过整个荷兰的人口。这个庞大群体曾长久停留在光影世界的门外。
“我们能不能发挥传媒专业优势，为视障朋友做点事？”这个念头，曾在中国传媒大学师生心中盘桓了许久。看见生活中为便利盲人行走而铺设的盲道，有人提议，“或许我们可以打造一条直抵心灵的‘文化盲道’。”
那该怎么铺设？2017年底，中国传媒大学电影学院的一间会议室里，一群教师围绕这个话题讨论起来。
有人提议制作纪录片，但一个数据让这个想法显得沉重：当时，中国视障群体的文盲率高达43%。一位老师提出了另一个想法：“纪录片情节性弱，对视障朋友来说并不易理解。电影拥有完整的故事与情感脉络，或许是更好的媒介。我们可不可以为视障朋友讲电影？”这个提议得到了所有人的肯定。不久，北京歌华有线公司主动表示愿意提供片源支持。就这样，一个名为“光明影院”的公益项目诞生了。
起初，团队尝试做成“电影录音剪辑版”，也就是将两小时的电影压缩成半小时的故事概要。但方案很快被否决。“普通观众能在影院感受故事的起伏，视障朋友也应当拥有同等完整的体验。”“光明影院”教师志愿者付海钲老师这样说。
最终，光明影院确定了“讲”电影的模式：在电影原有的对白与音效间隙，插入精准的画面讲述，描绘那些“看不见”的场景、表情与动作。这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却困难重重，核心难题是“时间少、画面多”。
师生们决定从《建军大业》片头的十分钟开始试验。大家反复观看不下百遍，才逐渐摸出门道：先讲清总体情节，再串联局部冲突，若时间允许，再去描绘环境、光影与色彩。同学们在创作手记中写道：描述出品方信息时，文字要生动，可借助盲人能理解的事物打比方；声音空场不宜超过5秒，以免造成疑惑……这些由实践得出的经验，后来成了“光明影院”撰稿规范的基础。
有志愿者计算过，一部电影通常由300至500个镜头组成。撰稿过程中，每个画面都需反复观看十遍以上，才能转化为准确、自然的描述文字。这意味着，仅完成初稿，就需要按下超过三千次暂停键，最终形成的讲述稿往往超过两万字。这一阶段，至少需要一周时间。
中国传媒大学“光明影院”的录制室内，讲述词在桌前堆成小山。新京报记者 熊丽欣 摄
而稿件修改所花费的时间往往更长，经常超过一周。此后，还需经过录音、剪辑、混音等专业环节，使讲述词与影片原声协调融合。整体计算，从启动到完成一部电影的无障碍讲解，至少需要一个月。
当时，几名师生用了一整个寒假，才制作出了《建军大业》的完整无障碍版。这部影片的完成，也让他们更加确信，打造一座“光明影院”是可能的。
让声音长出眼睛
时间回到2018年5月20日，全国助残日。北京市广外南里社区的一个放映厅里，灯光暗下，一束光打在银幕上。无障碍版《战狼2》正在放映。这是第一部走出中传校园的无障碍电影。
团队里的志愿者看着观众席，那里坐满了视障朋友，他们的神情随着解说词的变化，时而欢笑，时而凝重。现场并不安静，情节激烈时一片屏息，缓和时则有细碎的交流声。当电影结束，掌声久久没有停歇。
八年来，上千名师生接力，将八百多部无障碍电影送往全国31个省区市、澳门特别行政区、台湾省。那些电影还被制成光盘，送往全国2244所特殊教育学校。
中传2025级硕士生任科宇是后来的接力者之一。早在2021年，他就加入了“光明影院”。刚开始撰稿时，他形容自己像个“文盲”。他记得第一次交上的稿子里写着“这是一只白色的熊”。老师问他：“你说的白色，视障朋友能理解吗？”他愣住了。
“颜色，这个视觉概念，对许多视障者而言是空洞的。”从那以后，他学会了用另一种语言描述世界：白色是“像雪一样冰凉的感受”，红色是“温暖、炙热的”，蓝色与“冷静”相连。他学着用通感搭建桥梁，让色彩变得可触摸、可感知。“我们的讲述，从来不只是配合画面，更是设身处地，推敲每一字、每一词，让从未见过光的人，也能‘看见’电影。”
中国传媒大学“光明影院”录音棚里，学生任科宇正在粗剪刚录好的解说词音频。受访者供图
任科宇曾听师哥师姐分享过一个男孩的故事。那个孩子天生视障，父母从未带他进过真正的影院。直到一家人遇见“光明影院”，一家三口并肩坐下，“看”了一场《西虹市首富》。男孩坐在父母中间，整场电影，笑声几乎没有断过。电影播放中途，孩子的妈妈哭着从影院走了出来，志愿者上前去询问，对方声音有些发颤，“她说，这是他们家第一次，三个人一起‘看’完一整部电影。”
后来，任科宇自己也遇见了这样的时刻。一次在万达影城放完电影，他搀着一位老爷爷慢慢往外走。老人边走边说，自己这辈子从没进影院看过电影。任科宇问：“今天这片子觉得咋样？”老人停下来，想了想，很认真地说：“好啊。跟我平日里摸着的、听着的东西，全不一样。像做了场梦似的。”
再后来，任科宇常出现在北京盲校那间不大的放映室里。有时学业繁忙，隔上一阵没去，手机里总会跳出几条孩子发来的语音，问他：“哥哥，你什么时候再来？”他起初有些惊讶，自己竟在光影之外，收获了如此具体的惦念。
在中国传媒大学“光明影院”的录制室里，工作台的显眼处摆着一封感谢信。信纸是黄色的，上面压印着盲文。它来自一位北京盲校的学生。
信中写道：“每个人都是某个人的光明。你们，就是我的光明。”
摆放在中国传媒大学“光明影院”录制室里的一份盲文感谢信。新京报记者 熊丽欣 摄
如今，“光明影院”的片单越铺越宽：爱情片、科幻片、动画片……让志愿者们没想到的是，科幻电影会是视障朋友们最偏爱的类型。有视障朋友解释：“科幻片里的世界，本就是健全人凭着想象构建的。他们用眼睛看，我们用耳朵听、用心想，大家都是在想象里抵达那个奇妙天地，没什么不一样。”
未来，光明影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“现在，电影往往要等院线下映，我们才能开始制作无障碍版本，”在中国传媒大学无障碍信息传播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赵淑萍看来，“这中间隔着一段看不见的时差。”她与团队正尝试推动一种更深层的“同步”：不只是技术上的同步，更是权利与体验的平等。
她期待着，在不远的将来，当新片上映时，视障朋友们能与所有观众并肩走进影院，看同一场电影。
新京报记者 熊丽欣 王飞
编辑 刘倩 校对 张彦君股票炒股配资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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